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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活必需，也不是按营养学的观点来考虑规定的，像豆腐这样寻常的蛋白质食品，就得算“特需”，逢年过节供应几块。在一次向党交心（即向党说老实话，说掏心窝的话）的活动中，一位老教师说过这样的话：解放后说知识分子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的感受就不是这样。春节前，他去豆腐店，买供应的豆腐，挨个儿两个多小时买来六块豆腐……

布票的故事（3）

困难时期，连基本口粮也保证不了，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定量口粮，从每天一斤，降到几两时，大家思想波动起来，对“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表示怀疑。有人讲，“看形势好不好，我不看别的，别的我也看不见！我只知道我肚子的形势，肚子饱了，形势就大好，否则就不好。”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1）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产品的生产、流通统统纳入计划轨道，产、销、供、求就只靠一种手段来调节——政府指令性计划调节。日用品实行凭票供应，把消费也纳入国家计划控制范围内，把发放票证作为调节供求的唯一办法，供应不足就凭票限量。

发放票证最多的时候，日用工业品的80　％　都要凭票证供应，从牙膏、口杯到火柴、肥皂，从暖瓶、面盆到胶鞋、铝锅，从手表到木钟，从缝纫机到自行车，从电风扇到收录机。针织品95　％　以上品种，要凭票证供应。

珍贵的票证

北京市东城区干部翁英回忆：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30几斤减到20几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张肉票，本来可供应1斤肉，后来减到2两肉；1961年过春节才特别供应半斤肉。

当时的票证比什么都珍贵，丢失了票证就意味着挨饿受冻。

若是想添一件棉袄，得集中全家的布票才行。老伴在军队工作，于是旧军衣就成为家中有大男孩的亲友们的抢手货。即使凭票证购物，买东西时不免还要排队。

人们只要看见副食商店门前排队就知道一准是来了鱼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张小九吋黑白电视机票，买回来后，立马成为那十几户人家的小院的热点；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聚集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观看。

在过去凭票的日子里，买的肉是冻肉，鱼是死鱼，没有挑选的余地；后来供应改善了，每月凭票最多也就买5两肉。逢年过节补助1两香油和2两粉丝，也是凭票凭本。

营养品糕点，当时只能是老人、孩子才能够享用。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公斤，然后改收糕点票并加收公斤的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的“饼干票”、中秋发放的半斤“月饼票”，变得越来越稀罕。（引自《糕点票月月望》，原载《今晚报》2000年6月16日）

闻风排队抢购

30多年来的凭票证供应，造成消费者心理十分紧张。例如火柴，1961年凭日用工业品购货证供应，1962年敞开；1963年凭证限量每人五小盒，当年9月份敞开。1984年市场上传说火柴要涨价，一时间居民就到百货店、烟纸店排队，日销量成倍翻上去，批发库存原来积压着6万件，3天时间就泻到“警戒线”　最低储备量以下；本来消费者用多少买多少，一般都是10盒一封地买，见到排队购买就10封、8封的大量抢购。商业部门要“保障供给”，只好恢复凭票供应，临时决定先凭“小菜卡供应”，每月每户4…6小盒。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发展，使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在报上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不收布票敞开供应。这本来是好事情，谁知消费者见了报纸，马上拿了大把布票到布店购买被单布，一眨眼之间，布店、百货公司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长龙，每家人家都把几年积存下来的布票全拿出来买被单布，一天销量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第二天排队的人更多，上海市商业局派出了干部到布店、百货公司排队的人群中宣传、调查，讲解棉布12月1日就敞开供应，不会涨价。消费者不予理会，照常排队争购。他们说：“你们讲敞开供应，就是布票要作废，改用别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有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