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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迅速普及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许多院落种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野菜、扫帚菜等。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高干的特别供应券

灾荒时期，全国的食品供应异常紧张。1960年中央制定了对于高级干部（司局长以上）的特供（特殊供应）标准：

（1）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月供应肉30—31斤（每天1斤），蛋6斤（每天2只）、白糖2斤、甲级烟2条；

（2）正副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干、特级科学家（如钱学森等），每户每月供应肉4斤，蛋3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

（3）正副司局长、高知一级正教授、高级研究员，每户每月供应肉2斤，蛋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

从上述一些并不算多么高贵的供应作为“特供”看来，可以理解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紧张程度，比战争年代还要严重。

对于以上高干开设了内部特供商店，可以廉价买到许多食品、日用品如鱼虾蟹鸡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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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

1962年，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

广东省委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从1961年2月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进行摸底。9月间，他便在广州从化温泉召开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还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如下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猪肉1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后来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1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二百人的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2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1962年）1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寅恪受到无与伦比的特殊优待

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老教授，在1958、1960和1963年三次“政治排队”时，都被列为“中右”，但在生活上他还是优于别人的。

1960年初年陈寅恪已感到了生活的窘迫。按学校统一规定，他的粮食定量（粮票）减为每月28斤，肉票每日5钱（半两）、每月1斤，食油票每月半斤。

到1961年，广州市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低到平均只有20斤左右，且30　％　要搭配其他杂粮；每月2两食油，每年布票2尺1寸，猪肉基本上没有供应。而这时候，陈寅恪教授作为被陶铸点名优待的大知识分子，受到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真如久旱逢甘霖。

1961年7月，陈寅恪教授曾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等食物近20公斤。但邮寄者素不相识。陈寅恪将包裹单交给了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

1961年夏天吴宓教授从四川来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的时候，他已经在陶铸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目光注视中。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