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1/4 页)

�健Ｇ峁ひ瞪��本缦陆怠�

持续3年的严重缺粮危机，突出地影响到城市。由于“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急速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1倍。一方面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大为增加了票证供应的城镇人口，需要向农村多征购粮食才能养活，而粮食却严重匮乏。

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给周恩来总理的内部报告，再也无法文过饰非，而不得不指出了实际危机：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供应7天，天津只能供应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省内10个城市只能供应8、9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一共只剩几千万斤，平均每个居民分不到10斤。形势万分险恶。三大城市一旦发生断粮饥荒，后果不堪设想！

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

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敢公开宣布，以免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慌，引发社会巨大###。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据粮食部门分析：京津沪辽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预计销售亿斤，9月末比6月末急需补充周转的库存粮食为亿斤，共计亿斤。除掉京津沪辽本身征购亿斤外，其余的37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需要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亿斤。危机已经“火烧眉毛”，周恩来总理焦头烂额，只有向“粮仓”黑龙江省下达“死任务”调拨28亿斤粮食，后来又增加2亿斤。黑龙江省早已调出了不少口粮，做出了很大牺牲，再要多调出这2亿斤粮食，实在难度太大。领导干部仰天长叹：“这是硬从老百姓口中抢夺呀！”

1960年9、10月份，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超过“警戒线”，不得不按国家规定，把职工的粮票定量大幅度削减。机关干部减到每月大约20斤，二线工人减到30斤，油田钻井队等重体力（一线）劳动者，从50多斤减到40斤左右。副食品明显减少，肉食几乎没有供应。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体力消耗比夏秋更多，体质明显下降。许多职工挤出微薄的工资去买高价饼干、高价糖果吃，有的饿急了，跑到冰土地里捡拾冻白菜帮子、甜菜叶子来糊口。

据干部汇报的材料：“自1960年起，职工粮食定量陆续减低，大多数职工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甚至变卖家私，到自由市场换粮食填肚子。有42　％　的人卖过衣物，有的家庭3床被子卖掉1床，甚至卖掉2床。”职工的随身物品是有限的，变卖过一两次就再没有什么了。许多职工饿得不行，就靠喝点盐水、酱油汤，勉强坚持上班。

国家实在负担不起

1961年，《人民日报》机关食堂限制每人一天两顿，中午不供应；到晚饭只准买一小碗有油炒的素菜（碗很小），想吃第二个菜，只能买无油菜。几个月吃不上肉。

1962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900亿斤，降到3200亿斤，还不及1952年的水平。全国平均每人原粮只500斤，加工去皮以后只剩下400多斤，还要工业用粮，还要留种子、饲料，差得太多了。油料跌得更惨，从1957年的万吨，1962年跌到200万吨，跌了一半。棉花也跌了一半多。真是困难极了！各个部门的职工碰到一起就讲吃。山西省的一位领导曾批评这种现象，说是没出息。但是人们因为缺吃，还是没完没了的讲吃。

灾荒时期全国尽量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因为国家负担不起凭票证供应的粮油、副食品。6千万职工下农村2千万人，称为“六二压”。这些人后来一直要求返回城里来。

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按粮票计划供应）的人口减少2800万人。这是把城里饥饿的“口”送到农村去，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三年内，全国农村每年饿死一两千万人。

职工实际收入急剧下降

物价变化取决于社会物资供应的状况。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产品供求关系经常是匮乏的，物价就上涨。1957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农业产品总额增加，打下了1958年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颁布了农业发展40条纲要，调动了人民生产热情。尽管“大跃进”出现了若干“浮夸风”，但经过以后核实的统计数字，1958年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年，各项生产建设指标都比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