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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元、元、元和345元四等，平均每5年可升一等。到50岁时，应该领取一等教授的月薪345元。正教授（正研究员）到65岁以后或70岁时退休。

何况，对于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可以提前晋升，或给予奖励。这些都成了泡影。

到“文革”十年，调资工作完全停顿。以致全国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没有提级，实际收入年年下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1977年都成为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按常例都应当获得高级职称了，但他们在高校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教”、在科研机构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实习研究员”、在企业工厂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工资长期停留在每月50元左右不变。这真是全世界罕见的奇耻大辱。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赖得胜教授的计算，求出全国各大学每个知识分子在工资冻结　20　年间的收入损失（1956年币值）：

（1）　助教的收入损失＝17496元；

（2）　讲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3）　副教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4）　教授的收入损失＝13530元。

（参看赖得胜《教育与收入分配》，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按照1956年标准人民币值为现在10倍计算，从1957到1976年每个助教、讲师、副教授收入损失17万多元，每个教授收入损失13万多元。而在这20年间，一个助教总共领取的工资也不过10多万元。这就是说，他们的损失更大于他们的实际所得。

笔者认为，对于这笔大损失，国家后来（90年代）还是以“福利分房”的方式，予以适当补偿的。这是后话。

人均贫困线降到7元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少得可怜；并且十多年没有提级、月薪没有增加一分钱，奖金更是闻所未闻。普通工人的月薪（名义工资）一般在40元左右，教师稍高一点，大多50元左右。

那时，区别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一点是“单职工”或“双职工”。“单职工”指夫妻只有一人工作，“双职工”指夫妻两人都有工资收入。每人工资数额都差不多，“单职工”家庭的收入只及“双职工”家庭的一半。

那时，城市里就业机会很少，“单职工”家庭极为普遍，人口又多。他们全家，只靠一个人的工资（约40—50元）生活，月人均生活费仅仅10元左右。“双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可达15—25元，算作城里的小康户了。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2）

那时，月人均生活费在7元以下的家庭才算是“贫困户”，子女上学可免交学杂费，年终时，还可享受10元至40元的“困难补助”。这类家庭的月收入大约可买　300　市斤粗粮、杂粮（棒子面等，每斤不到1角钱）。如果一家5口人，买口粮的钱就需用掉工资收入的一半，剩下的20　多元，就得应付全家一个月的其他花销。油盐酱醋大约用去3元，家长抽烟、喝茶不超过5元，买菜、买肉太约15元，水电、房租、烧煤大约5元。除此以外，再无钱可用了。

对那时的大多数家庭说来，这样微薄的收入仅够糊口。

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1966年初，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收购价格提高13—17　％　，相应地城市凭证供应的粮食价格也提高12　％　左右。

提价后，北京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8分5左右，籼米每斤1角4分8—1角5分2，粳米每斤角—角。

上海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左右，籼米每斤1角2分2—1角4分3，粳米每斤1角5分2—1角6分4；广州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2角，籼米每斤1角2分7—1角4分2；（根据《中国物价50年》第307—308页）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九十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1966—1976年），市场供应格外紧张，报纸、广播却年复一年地胡吹：“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年元旦社论不厌其烦地重复谎言：“经济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粮票越来越紧张。油票本来在大城市里每人每月5两，减成4两；小城市油票定量则从4两减少为3两。除了日用的粮食（米面）、植物油、肉食以外，如香烟、白酒、啤酒、料酒、茶叶、砂糖、水果糖、白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