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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鸣得意，极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远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的人物想一想，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活几个人物就算是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不会有太大的性别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物，有时还难免过分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会各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寻求一种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个人的好恶，应该允许各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还可以启动读者的创造能力，有时候，读者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他们的想象可以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

艺术应该创作什么，不该创作什么，这大概不由读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么。

（三）典型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历了那个艰难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虚构，惟有真实，而后才谈得上典型不典型。现在尚在流行的所谓创造典型之说，不过是为造假骗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艺术就应该写出怎么样来，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样板戏，那只会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

意见之二　无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照相不是艺术，之所以称艺术为创作，就在于它少不得作者的加工与改造，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备典型性，它的社会意义就会十分有限。比如黄大香这个人物，我想很可能实有其人，并为作者特别熟悉，所以才写得如此生动。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写法，取材没有选择，写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事太多，以至削弱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创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

感想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明白的问题，如果认为艺术是武器，是工具，或者是侍女，那么，典型就应该是最有力、最好使、又最听话的东西了。可是，艺术不是，它体现的是创作者的品性与人格，除非作者自甘堕落，否则，就不要去追求这种东西。说艺术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首先是“不可能”，而后才是“不应该”，这话大概没有错得太远，确实，《左青石》里没有哪一个人物形象会等同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但是，有些典型论者进一步说，艺术可以“虚构”“高于生活”的典型，唯其这样才够得上艺术的真实。难怪有一次作者与人谈到创作黄大香这个人物形象时，承认自己借鉴了母亲的言行心态，并说，如果没有母亲就很可能写不出黄大香这个人物，甚至写不出这本书来。听者立即感到了失望，认为作者肯定会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使艺术形象丧失光辉，并断言，那样写，即使再生动也不会是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显然是嫌弃像母亲一类的小人物，觉得他们太平凡，抑或太渺小，少有社会意义，因此不够典型。可他当时还没有看这本书，那只是一种理论造成的偏见。什么叫典型？不明明白白说典型就是造假，而要说“可以虚构”，不爽爽快快宣称不必真实，而拐弯抹角慌称必需“更真实”，实在玄而又玄，这种典型论简直与魔术师的障眼法毫无差异了。

作者主张，强调艺术作品的真实还不如强调艺术创作的诚实。他只愿意老老实实地写出他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印象和感受来，因此，也就不肯胡乱地去包装黄大香。她是一个弱者，不写她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写些什么呢？当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是她得以生存下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而这并不损害她做人的尊严，事实上，她始终保持了生活的信念和做人的良心。作者认为，未见得弱者都不伟大，强者就一定伟大。如果硬把她写成双枪老太婆，那当然痛快，后来，我们甚至可以免除“反右”、“*”之苦，面对亿万“双枪”，谁敢放肆？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无视这些人的苦难也违背了作者的良知。

人生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