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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他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在同干部谈话和闲谈中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1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全军高级将领评定军衔，是彭德怀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在1955年军官评衔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走过了28年的战斗历程，高级将领各有自己的特殊经历，来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和方面军以及地区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两广纵队、陕北红军、云南填边纵队、新疆民族军等），即通常所说的“山头”。这些情况在条例中根本无法涉及，而在评定军衔时却又是绝对不能有所忽视的。否则，评衔的结果就达不到增强团结、提高积极性的目的。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必须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研讨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方案。对于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交谈，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消除思想上的误解，使其心情舒畅。

全军近百万干部的军衔评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复比较，综合平衡，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在1000多名将军中，授衔以后公开认为自己偏低的只有极少数人。还有自认为评得过高，主动要求降低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他几次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降低，彭德怀请他来当面解释，才答应接受，但是最后仍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例规定应评为上将，在讨论名单时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即以自己是主办评衔工作的，不能“近水楼台”为理由，诚恳要求把自己降为中将。彭德怀曾几次找他谈话，但由于他一再坚持，最后还是改为中将。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这些老将军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树立了楷模。

在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对彭德怀不满意的，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她们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55年初《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的。《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使她们感到特别不快。一是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限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另一是，“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或复员处理”，　“至195　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里的“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两句，未免有伤感情。对于那些不适合授衔条件的女工作人员，早在　1952年12月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土，就已确定全军11万女军人，在1953年安排10万人离队，余下1万人在授衔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安排。到1955年初，经过了两年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工作处置，绝大部分女军人都己各得其所。彭德怀签发的那个《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硬性规定限期处理完毕，便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作出的。

彭德怀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的一枚“一级红星奖章”。这枚奖章是1933年8月1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7月11日的决议，作为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而授予的。

对于勋章、奖章制度的建立，彭德怀认为在军队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4月，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许多默默无闻、忠心耿耿的情报工作人员的英勇事迹。彭德怀满怀深情地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