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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北大除本系少数学课外，可以选修旁系许多功课，且可随意去到别班听讲。所以没有固定的课堂与座位。以此北大学生养成一种奇特习惯，在讲堂连桌并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学术方面，人们说北大派如何，如何，与真相实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后，有少数学术性或政治性团体，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社、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但每一团体多则一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或数人，绝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的北大派。因为北大主张学术自由，团体与团体，以及教员、学生，个人与个人之间，见解诸多不同，而且有时互相公开批评。如胡适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些可疑之点。梁先生在学校大礼堂公开讲演，为他的见解辩护，并指出胡先生的批评欠当。同学易家钺与苏梅女士因见解不同，在报刊上激烈争辩，乃至发有秽语，引起不少同学对之攻击。故北大在学术上有许多小派别，但绝无一个北大派。同学对于教师，亦多不以其学术派别不同，有所好恶。只要其学识确实优良，对之同样敬重。例如留英回国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学一年，与几位留美而受同学欢迎的老教授，见解不合，辞职他就。有不少同学，对之依依惜别。傅甚感动，愿无酬为之教西洋哲学史，我亦曾往听过。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为日字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故北大对学术研究，确是思想自由，但没有统一的思想以成立一个派系。

北大在民九春季，允准女生入学旁听，在吾国教育史上，实应属一件大事。因为在*初年，男女的界限甚严。不但没有男女同校的学校，一般娱乐场所亦男女分座，不能相混。记得有一对新婚夫妇欲同往城南游艺园听戏，但限于规定，不能并座。其夫异想天开，乃妆扮成女人，与妻同坐妇女席。不幸被发觉，警方以其伤风败俗，竟将其夫游街示众！不但未受*指摘，卫道的人对警方之处罚，且加称赞。故北大容纳女生旁听，现在看起来，何足惊奇，但在当时确系骇俗。以后曹锟、张作霖打倒安福系时，他们曾在宴会席上面告卫戍司令王怀庆说：听说有个蔡校长让男女同校，败坏风俗，可拘押究办。教育总长范源濂解劝说：“蔡是书生办学，并无其他作用，请不必追究。”以此就可知当时允女生在男校旁听，实是一件责任严重的大事。兹略述起初容纳女生入学经过，及其在校情形如下：

民八夏，有一个甘肃籍女生邓春兰向北平报纸投稿多次，主张各学校应准许女生入学，引起报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评论。彼时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过。民九春有一江苏籍女生王蓝，请求入校旁听，旋获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请求。共收多少女旁听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学系一年级受学，我们的班上，当时有三个女生，其座位纵排在一般学生座位的右前方。她们态度很庄重，少言笑，更少见其与男生谈过话。她们之一，名赵懋华者，在抗战前，曾任立法委员。同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与男生不复分座听课。北平其他各大专学校亦准女生受学。

民八秋蔡校长被挽留返校后，鉴于学生为校长去留，迭次发生*，乃宣布其教授治校的构想，并邀蒋梦麟先生来校协助。北大原分文、理、法三科，每科设一学长负责。不久改组，废学长制。北大原分三院办理校务，文科在沙滩，理科在马神庙，法科在译学馆。改组后原来文科办事的地方名第一院，理科的名第二院，法科的名第三院，好像与原称文科、理科、法科，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其实则大不相同。改组后各科学长废除，各学系的事宜，均直归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