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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纸《求贤令》，就引来了一个奇人。

这个人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而改变了命运之后的秦国，又改变了整个华夏族群的命运。

在4000年有文字描述的中国历史上，有两篇雄文，两次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命运。一篇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孝公的这篇《求贤令》，另外一篇，是近代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可以说，一纸《求贤令》胜过雄兵百万！

一个君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渴求人才，做出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慷慨许诺，这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专制者的局限。

更易陈规，荡涤污浊，以青年之朝气，冲决旧式之樊笼，这已经完全摆脱了最高既得利益者的局限。

《求贤令》激起的是民族史上最深刻的一场政治海啸。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1）

接下来的事，就是商鞅负责起草所有的新法令。这些法令涵盖之广、力度之强，远超过山东诸国的变法。

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众价值观，使秦国在国号未变、政治框架未变的前提下，完成了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基座，不再是子承父业的老世族，而是广大的地主、自耕农及城市平民。

商鞅变法的实施，也使青年君主嬴渠梁从一位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蜕变成了一位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本已走向没落的奴隶制秦国，后来居上，一跃而为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新兴地主国家。

更多的草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无数上升的管道已经打通。

这就是变法之后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动因。

商鞅变法，是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大革命。

尽管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颇有非议，但他在描述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掩盖不住历史本身就富有的激情。

在新的法令起草完毕后，为树立新法权威，商鞅搞了一次耸人听闻的“市场推广”，效果极富戏剧性。

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个故事只有寥寥数语：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人情世态，呼之欲出。我们不得不叹服古汉语之精炼！

商鞅搞的这套“南门徙木”的把戏，据说是有所本的。早在商鞅之前，魏国的改革家吴起就干过一次。吴起在镇守原秦河西之地时，为取信于民，就在郡城南门外竖起一木，说谁能扳倒它，谁就能得官做。一个“二愣子”一把推倒大木，于是就得了个“长大夫”的官职（见《吕氏春秋·慎小》）。

长大夫，上大夫也，为大夫爵位中最高的一级。这次苦力，出得真是值啊！

如此，商鞅把变法的舆论造足后，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变法。

在这里，我们要先破除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革命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也不等于就是革命。商鞅的革命，就是通过行政执法的力量，彻底改造这个国家的既存制度与道德。

据考证，商鞅变法是从秦孝公六年开始的，前面的6年未动，是为酝酿期。变法共进行了18年，至秦孝公死为止。

商鞅所制定的法律，蓝本就是李悝的《法经》。李悝的《法经》有六篇，是集春秋末期各国法典之大成而编定的。商鞅据此细化、扩展，改称《律经》。

“律”这一概念，是从秦始，实际上就是“礼”的意思。

商鞅变法是伟大的，但究竟伟大在哪里？它如何就抓住了秦国的痛点？为何就能成功推行？

固然它依靠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如若不是顺应了潮流，也是万万不能见效的。

自战国形成“七雄”并存以来，有些知识分子已看到了未来“天下定于一”的趋势，某些君主也做过这个梦，可是列国的实力不分上下，争斗的结果可能是长期迁延下去，最后谁也吞不了谁。那样的话，中原就可能是七个国家并存，征战连年不息。

可是农耕经济对大水利的要求、对息战（和平发展）的要求，是历史最深层的驱动力，它驱使其中必有一国，要在国力和军事能力上高出别国一大截。

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完成“定于一”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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