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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浮，一件事情交给你办，看起来很快就办好了，但是，漏掉了很多细节，留下了无数的尾巴，要别人不停地为你补位，这岂不是劳民伤财？

说话太快，走路太轻，行事太浮，正见得是一个急躁的性情。而一急躁，则很容易动气，气动则易怒，临事怒则不明，不明则不智，不智则不周，不周则离灾难亦不远矣。常动气则有违自然的精神，伤身，于修养不利。

一个做不到迟重的人，是不会有多大成事成人的可能的。而看一个人，也就可以从其处事是否迟重入手，来判断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关于迟重，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是左宗棠。那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出头，只是一个举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被选中，心情的郁闷是可以知道的，刚好，在外做大官的陶澍回到了家乡，对左宗棠的才能和他作的一副欢迎的对联激赏不已，举人的左宗棠被邀请与朝廷的大员会面。左宗棠在作揖的时候，竟然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给碰断了，朝珠散落了一地。当时的人都惊呆了，左宗棠竟然一边捡着朝珠，一边侃侃而谈。事后别人问左宗棠当时紧张不紧张，左宗棠说，紧张，当然紧张，但紧张有什么用？

临事时要培养自己迟重的工夫，即使内心不能迟重，也要首先从外在上着手，表现得迟重，慢慢地，自己的内心也就会习惯于迟重，临事也就不会慌乱，也就可以很仔细地来思考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迟重的工夫，就是要从日常行为中去修炼。在快要冲口而出的一刻，将话给咽回肚里；在健步如飞之前，踟蹰而行；在临事之时，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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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1）

当我摒弃掉所有别人的聒噪，回到胡雪岩和曾国藩的本身，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去感受他们的思想，去景仰他们的成就，将他们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再将自己摆上去，我觉得万分惭愧。从作为人来讲，我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们呢？研读他们之后，具体的细节大半反倒已经忘记，只有两个字凸显出来，日益表现出自己的存在，那就是“人道”！

当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成功作品，服从上级的指示，听信媒体的宣传，满怀着一腔热血，想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同时让自己生光发热。可以说，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是不看那种被批评为庸俗的东西的。我喜欢的是一种思维上的纯粹的、理想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文学青年，加入文学社，为朦胧诗作所吸引，更为古典文学而陶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现实，苏轼的闲适，李清照的清婉，秦少游的雅致，等等，我都很用心地去体会，沉醉在一种思维的盛宴里。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切，甚至是与他们同类的，都成了我热切关心和追踪的东西，同时，我也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偏见的人。看见胡雪岩，我很鄙弃地说，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俗气。看见曾国藩，我气愤地说，扼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汉奸。于是，毕业后，顺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进了政府机构，可是，事实并不如学校的教导所说。

当我又进入学校之后，已经是三年后了，与原来读理科不同，这次我学的是文科，而且是文科中的显学——经济学。我相信个人，相信个人可以守护自己的利益，我不再喜欢那种借大家名义说自己话的腔调。我开始更尊重个人，更强调个人的自我判断。在毕业的时候，我真正开始接触两个人，一个是胡雪岩，一个是曾国藩。或许，到那时候才真正接触到他们有点晚，但幸好，我真正接触到了他们。像被洗脑一般，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想自己可以像胡雪岩那样在铜钱眼里翻筋斗，想自己可以像曾国藩那样，从一个农村的小伢子成为高官。我接触着生活现实的一面，彻底地俗化自己。

那时候，媒体正在爆炒胡雪岩和韦尔奇，批判“红顶商人”的言论正当道，而举国的企业家和媒体都在推崇韦尔奇。胡雪岩成了韦尔奇的反面，成了韦尔奇的对立者，成了中国传统糟粕在经济领域的代表。看看各种各样的评论，什么“要做韦尔奇还是要做胡雪岩”、“明里韦尔奇，暗里胡雪岩”、“游走在韦尔奇与胡雪岩之间”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人都将胡雪岩视做现代管理的对立面，视做应该抛弃与打倒的传统。各个地方“红顶商人”的披露屡见不鲜，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先以“红顶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后便是在应有之义上一通批判，肯定不会有错，而且很时髦。胡雪岩被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