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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命，我的生命不如一匹军马值钱。在中国，我禽兽般野蛮的暴行使难以计数的中国妇女、儿童失去了亲人，我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今天我作为罪恶滔天的战犯得了病，中国政府却花了很大的力气使我恢复了健康。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不能对中国政府的仁德和天皇的罪恶视而不见。”高血压、瘫痪病、肺结核、梅毒得到了积极耐心的治疗。视力衰退的战犯配上了眼镜，掉牙的战犯配上了牙，腿残的战犯装上了假腿。

监房仿佛变得宽敞明亮起来。图书室产生了强烈的磁力。医务室充满了人间的鸟语花香。文体娱乐场所传出了阵阵欢笑声。

饭菜是充足可口的，每天晚餐的面食变着花样：烤面包、馒头、花卷、面条、豆沙包子、肉馅包子、油煎饼、糖三角等，一个星期没有重样。战犯们还吃到了自己种的菜豆和养鸡产的鸡蛋。

永富博之用镶上的牙齿嚼着香喷喷的花生米。他想起在山西闻喜县白石村的一次扫荡中，他用刺刀扎进一个中国平民的嘴，刺穿咽喉，割下舌头，把牙齿全部打掉的情形。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895号！”看守员在监房门口低声叫道。

岛村三郎乘上一辆用卡车改成的囚车，车上用胶合板隔出四小间。车子跑出一公里左右，在一座较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他被带进这座建筑左侧靠里面的一间屋子。

…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4）

…

一进屋，迎面扑来一股热气。屋中央的火炉吐着的火苗，上面坐着一把圆形水壶，烧开的水在噗噗地响。靠窗户整齐地摆着三张写字台。检察官张仪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大约有二十七八岁。

“请坐。我叫张仪。”他很简洁：“你是从何时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的？”

“1934年5月2日，我为了上大同学院来到满洲。”岛村三郎故意回避“侵略”这个字眼。

“那么，把你来华后的履历谈一谈吧！”

“在前些天交的笔供里，我把情况都写进去了。”

张仪哈哈冷笑一声，从黑皮包里取出“笔供”：“就这么简单？”

岛村心神不定地说：“我是按贵国的要求写的。”

张仪检察官用日语将岛村三郎的供述材料念了一遍，然后猛力一拍桌子，厉声训斥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你必须认真交待！”

苏联移交给我国政府的战犯，其犯罪地点遍及各沦陷区，调查工作是相当浩繁艰巨的。公安司法部门从各地调集了大量人员，除了到受害地点找被害群众进行调查外，一部分检察官、书记员、翻译员、办事员来到管理所，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开始对战犯进行侦审。管理所周围的所有大建筑，都成了审讯室、办公室和宿舍。房源不足，在管理所院内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许多帐篷。

在第一次受审后，岛村三郎同监的几个战犯都认定：“如果坦白了，就难免一死。”在后来的审讯中，岛村一直抱着这样的念头，进行消极的对抗。但在检察员有力的证据和机智的盘问面前，他的防线一层层地被攻破、摧毁。

九月中旬的天空是晴朗明净的。千余名穿着黑衣服的战犯走进运动场，黑压压地坐了一片。检察官们坐在台上。肩头戴着金色中校肩章的孙明斋站了起来：

“坦白检举大会现在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坦白罪行。”

日本投降时，古海忠之担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是文职战犯中职务最高的一个。他似乎悄悄地整过装。他登上讲台，郑重地低头行礼，拿出了讲稿。

古海忠之以沉甸甸的语调，交待了自己在伪“满洲国”10年之中，参与策划各项政策法令、实行经济掠夺、推行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实施法西斯战争宣传等罪行。他说了约一个小时。最后说道：“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苦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我现在认识到，我简直是人面兽性的魔鬼，是一个失去人性的不知羞耻的魔鬼。我向中国人民衷心地谢罪，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人民所给予的任何判决。”

古海忠之讲完后，年轻的士兵和下层军官们纷纷争先发言，情绪激烈，声泪俱下地揭露着他们的上司犯下的罪行。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

鲜血磨亮了我的刀锋；

“残酷”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个杀人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