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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安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所谓“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意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调解）。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

十年浩劫（13）

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才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叶剑英亲切接待他。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的错误，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