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页)

四十》）只有日夜思恋祖国的游子，对巴黎月夜的萧声，才能产生如此美妙的感受。西方世界的污泥浊水，对身临其境的袁昌英是深有感触的。她在一篇散文《巴黎之夜》里，极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妙龄女郎的惨死，揭示出丑恶思想对人的毒害。

两年之后，袁昌英又踏上了归途。

三

袁昌英来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她的丈夫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们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篮桥，周鲠生、李四光、杨振声、刘秉麟、汤操真等，是与他们夫妇来往密切的朋友。杨端六在朋友中声望很高，在经济学方面已是学术权威了。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异常兴奋，她带着女儿先行来到武汉，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时，却有风言风语，说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为此，她十分生气。其实，杨端六是一年之后才到武汉的。袁昌英认为妇女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在社会上自主自立，不依赖男人。

初到武汉，他们住在武昌昙华村南街。1932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进山前一区教授住宅里。此后，杨端六除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还担当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个孩子杨弘远。这时，大女儿杨静远已经十岁，如今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说：“在珞珈山时，我母亲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她的书房里，除了沿两面墙的书架上，摆着琳琅满目的中外文学书籍外，还有一些卡片柜，一屉屉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迹抄着中外文资料。我母亲性格开朗、豪爽、热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热爱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来，不论年老的、年轻的，都喜欢和她谈，谈的多是中外文学轶事。来往较密切的有陈源、凌叔华夫妇和苏雪林先生。我母亲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她也热爱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赋，常独自大声吟诵，读到爱国诗词时，常常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小学毕业后，她就注意在文学上培养我，亲自辅导我学英语，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她喜欢李白、白居易、李后主、李清照、苏东坡、陶渊明，她的性格既热情奔放，又恬淡豁达，我小学毕业后，她教我读《长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记》、《赤壁赋》、《出师表》、《阿房宫赋》和《滕王阁序》等，要求我一遍遍背下来。我父亲则教我读四书，也是成本地背。他们对子女教育很严，我家孩子虽少，又生得迟，但并不娇惯。他们教导我们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要做诚实，正直的人，要实干，不慕虚荣……”

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教授回忆说：“袁昌英先生那时任武汉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国语——法文。当时，法文有两个班，另班同学争相到袁先生班上听课。至今武汉大学老教师中，不乏曾从师袁先生学法语而得益匪浅的人。袁先生爱好读书，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颇大部分用来买书，解放后，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袁先生一生主要时间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妇女教育，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实现、她曾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办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洁卫生，开展女生课余文娱活动等等，无不躬亲。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先生领导女学生（我是一员），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学的支持。”

四

还是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袁昌英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在那时，她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她造诣很深，特别是对中外一些名剧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她还喜欢把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对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见解，通过戏剧创作表现出来。她于1929年写成《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这本戏剧集，包括三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以及《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个独幕剧。另有未结集的《文坛幻舞》（1935年4月号《文艺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国女作家群中，是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

著名汉乐府民歌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这个美丽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忠贞的爱情和抗争精神。袁昌英的剧本就取材于这首长诗。她根据自己对历史、人生、社会、戏剧的理解，侧重表现的却是母爱与夫妻之爱之间的矛盾。她在剧集序言（一）中写道：“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