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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访华对我的震撼力是不言自明的。我过去所写关于铁托与南斯拉夫的一切文章都不是毒草，申请到南斯拉夫留学绝非投敌叛国，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审判，是谬误对真理的审判，历史已宣判我无罪。

根据长期处于逆境的体验，我觉得凡事不可过于乐观，底层有底层的思路，上面有上面的观点，公检法的思维定势总是“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不能以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以此推论：“今天承认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正确的，过去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正确的，当时判你多少年徒刑也没有错。”你又如何辩解？

但机遇不可错失，经反复思索，我还是给邓办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老首长重新工作的祝贺，叙述了自己的冤情和近二十年的悲惨命运。我写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目前。国内仍有一大批自己的同志陷身囹圄，渴望为党和人民效力而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关注一下*冤假错案的问题，作一些调查研究，关心一些仍关在阴山背后的战友。”

83何日言归期？

*复出，主管科技、文教方面的工作，整顿被“四人帮，，践踏最严重的重灾区。在底层能感到的两件大事，一是解除禁锢十年的中外影片，在13队重放了《野火春风斗古城》，饰金环和银环两位女主角的是同一个王晓棠，群情振奋，趋之若鹜。为看这部影片，有些人特意买了一包烟。廖丰永很欣赏影片插曲，放映届叫我哼唱一遍，由他记谱。二是恢复高考招生，从此，读大学不再由公社推荐，而是要在考场上一见高低。

于是，苗溪子弟校也紧张起来，干部子弟们在清源公社的知青点匆忙组织补习班，因英语教师紧缺，把在茶科所就业的周继新请去辅导英语。周继新因此放下锄头，拥有自己的一张书桌、一把藤椅，重新回到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令我好生羡慕。我想起在城里运垃圾时，捡到一位初中生的草稿本，作文全是假大空的口号，言不成章，代数作业错误累累，曾和卢泽民谈起被荒废的一代。如今我也快满刑了，即使不能重操记者生涯，作一名教师也许是可能的吧？

通过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机砖厂有两位就业人员的儿子金榜题名，而干部子女无一被录取，此事引起轰动，其实也是意料中事。就业人员子弟自知除了埋头苦读，别无出路，读书格外用功，练就的真本事一鸣惊人；而干部子女成天游手好闲，反正可以接班顶替，何必下死劲求学呢？

社会上春气萌动，大墙内冷冷清清，每天还是强制劳动。令人压抑的哨声，啃玉米馍，吃老梭边，数不尽的公差勤务，粗暴的斥责和呐喊，罚站罚跪等事仍不时出现，犯人们过着一如既往的日子。

一天我到新工棚了解情况，遇到景中队长喝得醉醺醺的，看我不顺眼，问我到此何事，我说：采写稿件。他竟奚落说：“工棚有什么可采访的？不是杀伙食，就是搞勾扯？你这个臭老九，什么事瞒得过我？”我怒火陡起：“臭老九怎么了，只有‘四人帮’才这样侮辱知识分子！”他满脸猪肝色，怒不可遏：“你敢说我是‘四人帮’，你这是攻击诬蔑，我要跟你算总帐。”我一边劳动，一边与他对峙，他暴跳如雷：“你听着，晚上我要给你取重！”

晚上，黄干事正领导学习，喊人读报，景眼镜如期而至，坐下就喝道：“王地山，你给我站起来，向我深刻检查，我不相信我一个中队长治不了你。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顶嘴？”我也来了倔脾气，不甘对我人格的侮辱。杂务组的人都劝我认个错算了，我预感到景疯子的劲头，你越认错他越张狂，这个错不能认！他顶多出手打人，那他就违反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输理了。黄干事也感到这样僵持下去无法收场，便出去把陈干事搬来，陈百愚和景眼镜是同时从平泉调来的，能控制这场面。只见陈干事进来后，坐在景眼镜身边，说道：“王地山你在我队搞宣传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但不应和干部顶嘴，你下去好好思索一下。”接着拉住景眼镜说：“我还有个事要和你商量。”轻轻地把对方拉出会场，一场大祸才告平息。

12月初，队上发放1977年度的劳改棉衣。黄干事按杂务组的老规矩，明年满刑就业的犯人，今年发给全套棉衣棉裤棉花和被套，因一个人初就业，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工资，除了交伙食买些补充食品，就所剩无几了，实在无钱购置衣物铺盖，因此，劳改队里不乏就业多年仍身穿破旧不堪的劳改服的“霉和尚”。我深感前途未卜的渺茫。于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