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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来到胡家坪工地。那天人们正在背草肥，来来往往，互相招手问候。鲁延福高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念你，我爱人和儿子正好来看我，她们在工棚里，互相介绍一下。”他妻子也是北方人，和我一见如故，儿子也活泼可爱，说他三年未见爸爸了，“爸爸临走时是戴着手铐离开的，不久后爸爸就要回家了！”

1985年10月，我在芦山思延乡度创作假，体验农村生活。有一天路经粮站，苗溪茶场的卡车在那里出粮，巧遇周西林，周说：“你都走到苗溪门口了，也不回娘家看看。”于是，我两次去水电站看望舒衍琼，他正在领导水电站扩建工程，精神极好；后又到医院李伯侃处住了一夜，得悉徐孝怀老师年轻的妻子服毒自杀，不胜惊悸。

徐老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和自己的学生结婚，那女孩只有十多岁，人才出众，把老师当作英雄般崇拜，生下一子，后经不住舆论压力，无聊的人们瞎起哄，说：“男方是老牛想吃嫩草，女方是想发落实政策的财”，“两人走在一起活像父女，怎能成为夫妇？”那女孩一时气愤而自尽。父母状告徐老师*女儿致死，幸亏女儿留有遗书，说：“徐老师待我很好，我是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与徐无关。”徐方幸免于难。

1986年冬，四川《文史杂志》特约我写一篇《胡风夫妇在芦山》，为补充一些材料，我再次回到苗溪，采访当年接触过胡风夫妇的干部、医生和炊事员，重访胡风住过的磨房沟，受到大队管教干部徐光伟、原13队中队长张成英和黄素华的接待。

那天清晨，我在茶场招待所门口锻炼，巧遇原l3队干事林上清。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小坐，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恢复了原工资级别，享受离休待遇，忽然转换话题说：“我给你摆个龙门阵，你走后，朱庆丰调l3队工作，经常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我很见不得他的作派。一次开会学习，他自称办了几十年的专案，没有什么差错，我立即反唇相讥：‘老朱，请你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他不服，我立即反击：“试问，你经办王地山的案子错了没有，恐怕百分之百地搞错了？”朱面红耳赤，无言可对。

9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朱庆丰来到成都寒舍。他十分和蔼热情，一副多年相知的神态，我不无惊诧：“莫非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在随意宣泄中，他竟然说：“我搞了几十年专案，感到法院办案子有时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睁大眼睛问：“此言从何说起？”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有些逃跑犯在外面重新作案，金额巨大，都坦白了，我在材料上批道：该犯坦白态度较好，可予从宽处理。结果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判以重刑。相反，有的案犯拒不坦白，坚持说在外面未作案，态度顽固，我报请法院从严惩处，结果却判得很轻。所以，态度问题并不重要。”他又说：“我过去也是过分相信法律判决，认为法院肯定不会有错，谁知那些年竟办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如今反思，痛悔不已。”肺腑之言道破法制痼疾：逼供信！

又过一年，朱庆丰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父亲最近病故，去世前说我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在很长时期中，我把此君看成最可怕的敌人，他何出此语？也许是他生前太左，不敢讲真话，生活也颇为孤独吧！

再访苗溪已是2002年4月，我和妻回芦山为岳母扫墓，拜会亲友，专程去了一趟茶场。老友舒衍琼住在原农行的小院里，院里草木扶疏，鲜花盛开。这些年他参与芦山县国土勘测考察，还到宝兴灵关为茶场建成一座中型水电站，成绩卓著，堪称苗溪茶场的功臣。如今退休在家，回归林泉，每日漫步于山水之间，读报、读书、写作，自得其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他陪我和妻拜访了商保田与黄素华，不胜今

昔之感。

商保田如今享受离休待遇，窗明几净，生活舒适。黄素华还是一脸福相，女儿黄敬在苗溪当干部，儿子是工人，我感谢她在逆境中所给予的关照，她淡淡一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好人终有好报，大家都加倍珍惜吧。”她和我老伴原来是熟人，几十年后重逢格外亲切。

在归来的路上，遇到周金仁，周金仁眼尖，远远地招呼我，热情握手，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还好吗？”他连连点头，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只说了一句：“人哪，总归是入……”大概在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上有许多反思。

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馆，是另一位周指导员的遗孀开设的。沈前学在这里帮忙劈柴、烧火、打杂，用这里的灶火，每天蒸两笼馍馍，到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