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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