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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这批改，开始在中文写作上取得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风格。

这里对邓演达作一点补充介绍。他当时是34岁，瘦长，坦率，有军人风度（他从小就受军事训练）。他为自己树立起坚强的革命信念，并寻找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除了社会、战争和政治，他还对文化有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新民族文化应摆脱陈旧的封建模式，但也不应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个性解放、又要有集体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以适合中国的革命目标和未来的物质发展。①

①这一点在西方学术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共和中国人名词典》（英文），第3卷，第261页。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大虚（应邀到海德堡大学讲课，他的观点近乎几十年后的“解放神学”）。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毁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虽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但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今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采取新的行动。

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路线，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路线。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采用净化了的和再度赋予活力的形式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在中国革命的未来阶段中，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1926—1927年的北伐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农民之所以能够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打胜之后就会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革命的流产、失败、遭到镇压主要是由于限制农民行动的错误和压制农民的罪行。对邓演达来说，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时，他就积极地在军队开进之前开展当地农民的组织工作。①在这些事情上，周恩来后来认为他的看法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美国驻德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致国务卿（华盛顿），1928年6月13日。

邓演达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的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实践中必须自辟蹊径。

历史将显示，邓演达此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证明是不切实际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