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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衰退，他被一些野心家所包围，他要了解情况或会见什么人都由这些人控制。这些人说话做事都是打着他的旗号，实际上则完全为谋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回顾这场运动时，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位伟大领袖犯了深刻的错误——他们把他同“四人帮”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四人帮”，事实上是没有人不卑视和咒骂他们的，认为这是一群专事歪曲毛泽东的思想的投机分子、政治流氓。但人们确实得到了一条教训，就是不应该再出现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并终身如此的现象。

毛泽东思想仍被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财富，是创造性地、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但这不再意味着是把毛说过的每句话、作出的每个指示都当作教条来遵守，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再看作完全是个人的创造，而是——正如所有有气度的领袖都会认为的那样——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同千百万人是一样的。多数人起初都为它所提出的宏伟目标以及它所造成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而感到鼓舞。后来，随着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多数人开始产生怀疑。又后来，多数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击，并为其他人所受的打击而感痛苦。最后，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永远不应再有的灾难。

宋庆龄也是如此。她为“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无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尽的忠诚的进步朋友）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同志的怀念泪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①

①《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建设》，1981年第2期。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她终生坚持的理想。

（二）狂飙初起

现在让我们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

这一年8月，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①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

①宋庆龄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66年8月24日。

“你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吗？我寄给你上下两册。这部书说明，人是能够教育改造的。……

①该书英文版书名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

“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化八、九小时看东西。（显然是指与运动有关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

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包括许多过去的敌对分子）前进的动力，并且期望猛烈的动乱将会很快过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对“造反派”发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动并且记住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

她在信中提到溥仪同格雷斯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格雷斯问，据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拨了一所原来的王府给她作为寓所。她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里还是保持清静的情况：

“我住在醇亲王①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②

①醇亲王载沣（1883…1952）是溥仪（末代皇帝宣统）之父，1908年溥仪即位时只3岁，载沣为摄政王。今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园旧屋修葺并增建小楼而成，宋庆龄于1963年春从上海迁居于此。——译者

②同上。

但在事实上，当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那花园住宅里往常的安静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她听到墙外不时传来红卫兵们在抓“走资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那种刺耳的叫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