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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你说你的脑袋是国有的，但是你的肢体是市场的。这种有意为之的姿态，是不是基于当前整个中国经济制度的一种妥协，比如你脑袋是国有的，你就可以很好地去利用资源，很好地享受政策优惠，可以听上去很美，然后用市场的办法去赚钱。

任志强：我们应该说现在没有什么优惠，过去可能还有一些优惠。比如说*“南巡”讲话之前，我们国家规定房地产企业必须是全民所有，非全民的基本上不许进入。因为1991年之后才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在这之前土地是无偿的。所以当时国家规定土地全民所有，利润是在国家与国有之间进行转换，或者国家利益之间进行转换。虽然是被企业利用，国家也要求你去承担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是无偿的，这是土地地价的一种交换。1991年实行了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以后，才允许其他企业进来。因为土地不是白拿的，是要花钱的，这时候开始发生的转换。在这之前，实际上土地划拨给国有企业的时候是无偿的，那时候可以占到很多便宜，但实际上后来就没有了。我们在2001年跟华润分手，分手之前可能那个企业里头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划拨土地的优惠，但是分手以后那些完全给了华润，我们的这个地产企业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些土地了。

除了土地上以外，基本上其他资源的优惠就不存在了。土地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是占了大便宜，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就华远来说，那一部分基本上都已经在市场上消耗掉了，或者归了华润，和我现在已经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实际上更多地是要承担社会责任。 组织比较正确的选择，

就是没有开除我党籍苏小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都是亚当·斯密论述的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你为什么这么多年却是反向而动？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去争股权私有化、产权自然人化，你刚才所描述的却是想办法使自己的华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这很有意思。

任志强的逻辑（10）

任志强：你说的很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就不让我干个体户。我们的老一辈可能都是从战火里头爬出来的人，他们就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下一代，我就必须遵照他们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我母亲还在，我父亲去年已经过世了。他们的想法就是，你在一个国有企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是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在华远被抓到监狱里去的。出来以后有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华远，要么继续留在华远，那时候也可以选择去做个体户，我假如在那个时候去选择做个体户，我一定比潘石屹、冯仑他们都要早得多。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想，如果要是开除我的党籍，我可能就会干个体户，反正我也不是共产党员了。我们的组织比较正确的选择，就是没有开除我，我也不应该被开除党籍，我是无罪释放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次开党员会的时候，我们的区纪委书记很顽固地要求给我处分，不管怎么样都是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就是没法下台了。当时我们的总经理是副书记，我们的支部书记是区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下来的，他在会上宣布的时候说反对的举手，他先举手反对，大量人反对，就没通过。但是后来区里又坚持让华远给我一个警告处分。到现在我还背着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尽管这个处分依然存在，但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跌倒了，要想证明自己，最好是从原地爬起来。我如果在别的地方干得很好，也没法证明我在这儿是不是犯错误。我当时想，要证明自己没有犯错误，就一定要在原来出事这个单位把工作做好，那就彻底证明我确实是没有问题。我要是跑了，人家就怀疑你这儿没查出来，可能在别的上面有问题，因为你不敢在这儿待着了。

所以是这两个原因促成的。当然第一个原因占主导地位。我那时候并不是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后来我变成了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都有了。政府为了赎回它的错误，它又没办法把我的党内警告处分取消，就在其他方面给了我一些应有的荣誉，比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这个你说没用吗？有用，它起码证明我过去那个错误是被诬告的，或者说不是错误。虽然给了我处分，但是那并不证明我过去是做错了。

苏小和：你这种心态其实是宏大思维，还是源于你早期的教育。按理说你完全可以选择做民营企业家的路径。

任志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去挣钱了，我现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