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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当时的师丹斯基却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第二章　惊梦（1）

走进仰韶村

我之所以在此前和之后的一章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安特生，不只缘于他最早叩开了沉睡5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的大门和他日后的声名，更在于这位瑞典人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考古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言：由于安特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亲自示范的“田野方法”和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现与论证，对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进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

因而，要提到“北京人”的发现，不能不提到安特生；要提到安特生，就不应忽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关于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因为这是他生命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如此，才能看到一个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学术准备。同时，也从另一个测面提醒读者，“北京人”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到不如说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科学家长期探索和进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思想与学术准备，要发现闻名于世的“北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根据助手刘长山发现的线索，来到河南渑池县作田野考察，并在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外一条峡谷的北面，发现了石器时代的堆积。几分钟后，在堆积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美丽磨光的表面上清晰地绘有黑色的花纹图案。稍后，又连续发现了精美的彩绘罐状物。

面对这异乎寻常的重要堆积和丰富遗物，特别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是后来他回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偶然翻阅了三本由庞帕莱撰写的1903年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醒悟，并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土耳其斯坦安诺所发现的陶器绘画碎片，庞帕莱认为应归于金属时代的早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仰韶发现的陶片就与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由此可以推断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问题一旦明了，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同年秋天，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M·de摩尔冈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