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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

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

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

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

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

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　年　3　月，第　41—4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26　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　年　7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　年》，第　819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7　月　7　日，第　172　页。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30　日，第　859　页。

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

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

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

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

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

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

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

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

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

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

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１９２３　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

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５　年伟大

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

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

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

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

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１９２３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１９１９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１３．７％）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　１９２０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