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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１９２５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　年）。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5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　７　月　６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　１９２５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　１９１１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　１９２５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　２２０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　１９２５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　３　月和　４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　１９２５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