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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丘吉尔还是认为，他应该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时还有费希尔，也都敦促丘吉尔早日离开军队，回到伦敦来。因为此时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内阁成员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合—乔治甚至决意辞职，准备加入反对派的行列。丘吉尔此时回来，将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马上辞去军职，而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国前线。几天后他在给比弗布鲁克勋爵艾特肯的信中写道，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现政府对战争领导不力，自己有责任想法改变局面，因此他想退伍回国；另一方面，“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我在这里的工作既充满危险又满载荣誉，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战争形势愈趋严重，我内心深感要用我的知识和力量弥补时间，加之改弦更张决非容易，又得顾及我所向往的事业，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犹豫不决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之后，一件事情帮丘吉尔解决了他的难题。4月，他接到通知说，由于人员缺编严重，他的第6营将被并入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7营。由于第7营营长年长而资深，因而将出任合并后的营长。丘吉尔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因而“他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营，而是他所在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国了。

丘吉尔在回国前借了辆汽车，几乎跑遍了在法国的所有英军部队，以便把他手下的军官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他的下属们对他恋恋不舍。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为丘吉尔的离开深感惋惜，他说：“我坚信，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得人心的军官来指挥部队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他热爱军职，时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军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W·Z·S·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作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4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衷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由克鲁默勋爵主持。1916年9月，该委员会开始听证。丘吉尔于9月25日开始作证。他对调查委员会声明，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在批准实施时得到了有职有权的海务大臣们和海军顾问们、首先是费希尔的明确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海军专家们的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为对我提出过内行的劝告和那些参加战事的人辩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无一例外。因此，我要说，我不希望将责任转嫁到在海军部任职的任何一位军官身上”。丘吉尔认为，“对这些战事进行非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变化无常的因素。所有的战争都是玩骰子游戏。胜利只能同各种冒险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也承认，在导致失败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其中陆军反复变化的态度使基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