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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只是极少数的极端例子，多发生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对于滞留海外的人才来说，最终是选择“归化”还是回归或是两地间“环流”，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会把各类因素考虑在内，根据自身对这些因素的侧重以及对两个国家进行综合比较来做出权衡。经济因素和事业发展空间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个高端人才如果回归祖国之后再流失，过去接受来自政府或企业的邀请也已经表明他们大多其实能够接受经济不够繁荣、收入相对下降、硬件支持不足等客观现实，愿意共同努力去改变。这时，这些海归的再次离开祖国，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不是收入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硬件原因，而是来自政府*、人才机制不公平、体制文化不开放、签证手续僵硬等软件原因。

马来西亚政府曾经规定，对自愿回国投资创业的留学生，免除两年所得税及所有固定资产税，对其配偶及子女发放永久居留证，并且凡申请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均可在半年内获得永久居留证。从2001年开始，马来西亚共吸纳了200名高端海归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大马南洋网在2006年5月的调查当中却发现：目前在职者竟然只剩下1人。马来西亚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法因此含沙射影地指责留英学生，称切匆只看重金钱，应学成后回国贡献，有爱国和国家意识。

英国大马学生理事会立刻回应说：“促请大马政府切匆把拒绝回国的英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看成贪图钱财者”，并指出不回国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文化、环境、政府制度与政策等。这一事件也引发了马来西亚各大媒体的全面关注，有媒体就发表社论称：“政府在处理人才外流时，不应继续以爱国意识挂帅，草率认为这些人才不爱国和贪婪；而是应该具备务实态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国生活素质和发展机会。”

马华署理总会长也批评政府说：人力资源部和科艺部所推行的吸引大马专业人才回流计划是一大败笔，非但无法吸引人才回流，反而使更多海外大马人惧怕回乡贡献。原因除了大马无法提供与国外相媲美的薪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地的研究设备不符国际水平、行政程度繁文缛节、政府选拔人才机制不够公平透明等，都必须检讨。”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1）

2008年，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台湾、香港、大陆先后都上演了一场“国籍（绿卡）风波”。

作为归台留学生的马英九因为曾经拥有“美国绿卡”，而在竞选时饱受攻击。马英九上台后，刘兆玄内阁又被民进党踢爆，因为“外交部长”欧鸿炼等多人拥有外国绿卡。国民党则反击，绿营过去“入阁”官员持有“绿卡”或外国国籍者多达22位，驻瑞士代表刘宽平甚至就还同时拥有瑞士的国籍。

2008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从民间团体和外国企业选拔的8名副局长和9名政治助理的名单。结果，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的苏锦梁律师首先被发现持有加拿大护照而引发风波。此后，媒体调查国籍发现：8名副局长中有5人、9名政治助理中有4人拥有双重国籍。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这些人都是提高香港竞争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才，请不要追究双重国籍问题。”

“国籍风波”也波及到了内地。著名影视明星巩俐的先生黄和祥是新加坡人，但她入籍新加坡还是引发了争议。新加坡海外收入免税，国内个人收入的最高税率远低于中国，大学前的教育免费，是世界上免签证入境最多的国家（超过180个）。巩俐个人如果要去好莱坞发展，无疑会因此更加“方便”。所以，许多人指责她是“见利忘义”、“不爱国”。随后，中国网络开始流行一份“明星换籍”的名单，爆出大批中国明星其实已经是外国明星。

当然，严格来说，台湾和香港的“国籍（绿卡）风波”与内地的“明星换籍”有本质的区别：“明星换籍”是私事，政府高官有外国护照问题是公事。但是，另外还有个区别：许多明星纯粹在中国学习、工作，收入也来自中国，入外国籍后依然在中国发展，外国护照并不是必需品，某些贪官甚至是把外国护照当作“逃跑后路”来办。而马英九这类拥有外国护照的情况，并不是有了钱或当了官后就想“狡兔三窟”，　不是因为“赶时髦”、“逃税”、“不爱国”、“退路”等任何原因，而是当官或有钱之前在海外留学与工作的遗留问题，是过去在海外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而已。

因此，从法理上看，“明星换籍”可能不该指责，马英九们则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从情理来看，马英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