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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到罗布泊西面的铁干里克贩卖绵羊，而他们注意到孔雀河的河水如今全流入了名叫“库鲁克河”的一条干河床中，营盘地方干涸已久的孔雀河居然出现了新的渡口。

听到这个消息，赫定兴奋异常，仿佛年轻了几十岁。原来，他早在1900年——1901年就做过这样的预言，尽管那时库鲁克河还是名副其实的干河（“库鲁克”就是干的意思）。因为，这涉及他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一个大争论，即罗布泊是否是游移湖、中国地图是否标错了罗布泊的位置。早在我们提到过的那本巨著《罗布泊探秘》（《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第二部）的第355页中，赫定就曾预言：“河流一定时候会回到库鲁克河河床中去”，而且这关系到罗布泊是否已改变了相对的位置这一至为重大的地理学疑谜的解答。听到这一消息，赫定更想尽快回到罗布泊地区去。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他本人一直未能抽身前往罗布荒原探险。但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学者，如中国学者陈宗器、黄文弼，瑞典学者贝格曼、霍涅尔却受考察团指派，进入罗布荒原从事科学考察。1933年夏天，斯文·赫定在北京主持考察团的日常工作，派赴额济纳（汉代居延边塞）、河西及罗布泊工作长达4年之久的霍涅尔与陈宗器回到北京。他们带来了罗布淖尔终于回归北边湖盆准确信息，并获悉北边的新罗布泊形成于1921年！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基早已作古，关于罗布泊位置的论争已失去新闻效应，可以告一段落，但不知是出于对自己理论的信心，还是因为对罗布泊的关切常驻心头，赫定晚年对罗布泊/楼兰问题越发着迷。

1933年，他已68岁，他真有机会重返故地吗？

机会在他70岁的“古稀”之年前夕来临了。

1933年的多事的夏天，在一个意外场合，暂居北京的斯文·赫定结识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他们谈起了中国的时局。那时外蒙古已经“独立”；英国始终觊觎西藏；满洲“东三省”、热河均为日本侵据，连内蒙古也为日本视作势在必得的地区。而中国最大的省区新疆，自杨增新被刺，陷于内乱。忧心忡忡的赫定提出优先保住新疆的战略方针，以期稳住雪崩一样要肢解中国的劣势。保住新疆，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先修筑直通西部的公路，再修筑铁路横贯欧亚大陆。这一远见卓识立即为中国政府采纳，并委派斯文·赫定作为民国政府铁道部的顾问。于是，他和他的中国、瑞典助手再次离开北京，像赴火的飞蛾，坚忍不拔地向正处在战火荼毒中的新疆进发了。　。　想看书来

一、荒原情结——斯文·赫定的发现（7）

那时新疆正好爆发了新的战乱，甘肃回族将领马仲英再次出兵新疆，与刚攫取了新疆政柄的盛世才打得难解难分。一进入新疆，赫定与其助手们就成了马仲英的阶下囚。这处境并不比处在两片磨盘碾压下的粮食好多少。

因祸得福

几十年荒漠独行的探险生涯，斯文·赫定早就磨炼出处变不惊的特点。很快，他取得了马仲英本人的好感。能从马仲英溃败的逃亡中全身而退，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但赫定及助手马上又被盛世才请来的苏联红军扣押在库尔勒市。盛世才对他满脑门子的不信任，满腹狐疑，不让他去喀什，也不欢迎他前往乌鲁木齐，更不让他回内地或欧洲，只给他一条路：可以到罗布泊地区去考察，待形势稳定明朗后，再赴省城相见——真好比正想睡觉就塞过来一个枕头！在盛世才心目中，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库尔勒，斯文·赫定都会成为不安全因素，而荒无人烟的罗布泊，将是特制的“监狱”。他绝没有想到，这种“惩罚”、“流放”，对于斯文·赫定，恰似惩罚笼鸟命其飞上晴空，流放涸泽之鱼回到湖海。

我们说过，处变不惊是赫定的长处，那么绝处逢生则可以看成是他特有的机遇。

当俄罗斯军队的一位上校转达了盛世才的命令：去乌鲁木齐不安全，最好先到罗布泊无人区去呆两个月，研究“灌溉问题”时，赫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不是用胳膊支撑着，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要知道，从1926年回到中国，他多次申请去罗布泊，都未能成行，而现在却因祸得福！而罗布泊的“灌溉问题”简直就是一道无解的问卷。

现代神话：罗布泊“复活”

1934年4月1日的午后，赫定和助手们离开已成为一个巨大兵营的库尔勒，前往罗布泊地区。

早在1900年3月，发现第一处古楼兰王国的废墟时，赫定曾有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