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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切重归于寂，而一度断流的大河，照旧日夜奔流不息……

给玄奘讲述这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的于阗人，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忘记了舍身独赴龙宫的大臣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人的牺牲精神，也许正是与“舍身饲虎”等佛经本生经故事具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特点，才引起了玄奘的特殊兴趣。他不但原原本本记下了此则传说，还亲自到大河及王城郊外的海子凭吊。

在海子——“龙池”——边上，玄奘果然见到一只大鼓高悬于池畔，但人们告诉玄奘，大臣从龙宫请来的大鼓早就破败不堪而不知所在，目前这个是后人仿制的纪念品，它当然不能在敌人进犯时自鸣，但它却可以提醒人们，于阗这个绿洲王国是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的，不论是河水断流、绿洲荒芜，还是敌军进犯，都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玄奘寻访遗迹时，海子边上还有那个专为大臣舍身而建的庙宇，但那已是一座杂草丛生、垣颓墙倾的败寺，连寺僧都早就另寻他处安身了。玄奘在海子岸边低回叹息，引动他思绪的，不只是思古之幽情，还含有对佛法无常的不祥预感。

玄奘据见闻写下这个地方掌故，时在贞观十八年（644）间，那时，荒芜的寺院、破败的大鼓，已经是地方文物。这个故事的经典性在于：它告诉我们，于阗是历史悠久的绿洲王国，它的文明是土著文明，是本土滋生的，根植在于阗区域的人文地理是它的界栏，定居于阗的居民是一方主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玄奘都是真正的探险家。他眼见、耳闻、手记的于阗，不只是供人观赏、学习的典型，也是供人们研究、探索、验证的谜。此后的人们，不论是西行求法的后继者，还是来此寻幽访胜的探险家，尽管相隔几个、十几个世纪，无人不受到玄奘观感的影响，也很难在形成自己的印象时完全走出玄奘的角度与视野。

此后，盛唐时期的僧人慧超，中唐时期的释子悟空等不少唐代西行求法高僧都曾路经于阗，但是他们或是没留下行纪，或是行纪过于简略，就于阗的历史与文化而言，缺少新的视角。

“儿皇帝”的使臣

除了西行求法高僧，中原王朝派赴于阗的使节也起了增进互相了解的桥梁的作用。在于阗立国的一千余年之间，有文献记载的最重要的，或说是最有影响的使团，是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938）派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的张匡邺使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于阗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在位时，曾千方百计致力修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抵消西方日见逼近的穆斯林压力。首先，他以联姻与河西统治者曹氏结盟，再以河西为通向中原的支撑点，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各种规模的使团，其中最主要的一支，于天福三年九月抵达后晋首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使团由马继荣为首，不但持有于阗国国书，还带有贡品红盐、郁金、牦牛尾等方物。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刚取代后唐而立国不久，并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称契丹主“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为代价，取得北方强邻的支持。就在以马继荣为首的于阗使团抵达首都并递交国书的同时，回鹘也派大使李万金来朝谒。马继荣的出使相当成功，一个月之后——天福三年十月，后晋就宣布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在马继荣要求下，后晋并派出了使者亲赴于阗主持册封仪式，大使就是供奉官张匡邺，副使是节度判官高居诲。　。。

二、佉卢文秘史（10）

天福三年十二月，使团离开后晋极西的边境城市灵州（今地在宁夏银川市南），不久即进入河西走廊。那时河西形势相当复杂，而后晋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所以使团行程分外迟缓。

根据敦煌发现的号文书背面的牒文，我们知道张匡邺使团于天福四年二月五日抵达敦煌。但他们却在首途之后两年，才到达目的地于阗。久留敦煌的具体原因已无从探悉，但张匡邺一行是基本未受损失地完成整个探险旅行的，那么想必筹措交通工具与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