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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离开晋州，在去山清的路上几次遭到朝鲜农民用石头、瓦块的袭击，“天佑侠团”亮出日本刀，甚至开枪才得以摆脱朝鲜农民的迫袭。在山清因后援未到，旅费告罄，党派年富力强的内田拔出日本刀冲进山清郡衙。郡守提笔问道：“诸君来有何贵干？”吉仓用朝鲜语回答：“吾等是为贵国的独立而来韩的……为借旅费而来。”朝鲜郡守对此无理要求竟被迫应诺。在南原，吉仓汪圣和时择右一又诈称他们是日本全权公使、陆军大将和陆军中校，骗取南原府使按国宾之礼接待他们一行。

间谍在行动（2）

就在南原宾馆，“天佑侠团”研究确定了下一步行动的方针：“第一必须从朝鲜一扫清国的势力，欲一扫清国的势力，则必须使日清交战，以惩清国的横暴。”“然而朝鲜朝野误认清国为世界无比之强国，故甘心做清国的藩属而自得，其愚昧无知实属可怜。”因此，当前“务必挑起日清之战端，必须破除朝鲜朝野的偏见”。他们决定先侦察东学党起义军情况，然后再前进，并准备好攻防武器，和会见东学党起义军时需要公开的《檄文》。还决定正式给这个组织命名为“天佑侠”。随后便派田中、时泽、千叶、大原和翻译出发侦察情况，内田负责制造炸弹、日下负责制造投掷弹，大崎协助铃木、武田、吉仓负责起草“檄文”，大久保提刀巡逻负责警卫。

铃木等人花了一天的时间制定了《天佑侠檄文》12条。其中对唇齿相依的中朝两国友好关系进行恶毒的挑拨，并宣称：“愿奉公等为领袖，只要坚持安民兴国之志，不惜全力以赴，予以尽力。”“如听我等所言，吾等将欣然为公等之先驱、冒箭石、排刀剑，进开辟入京城之路，全力以赴死而后已。”

7月中旬，“天佑侠团”一行来到淳昌，受到起义军总部的接待。他们向义军宣布了《檄文》。同时，内田表演了他的柔道技巧，在水里试爆了炸弹，以显示炸弹的威力，又给伤员洗伤敷药以取悦于义军。晚间，铃木、田中、武田和东学党义军领袖全准进行了会谈。当时，义军对“天佑侠团”的来意虽还不甚清楚，但当时朝鲜严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使义军对日本存有警惕、怀疑之心。朝鲜上下除一小撮亲日分子外，对日本突然无故出兵朝鲜、进驻汉城，莫不感到极大的震惊和不安。本来东学党起义军一开始就提出“逐灭倭夷”的战斗口号。全准当得知日本陆续派兵到朝鲜时就说：“日军陆续来我国，这肯定要吞并我国。”因此，当时起义军在争得朝鲜政府一定让步的条件下和朝鲜政府军达成妥协，签订了《全州和约》，从6月11日起，很快撤出了全州，并继续后撤，静观形势的演变，特别是日军的动向。因此，会谈的结果，起义军拒绝了“天佑侠团”的所谓帮助。明确表示，义军还要继续撤退，以便蓄积力量，准备将来东山再起。第二天起义军就向云峰方向退去，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天佑侠团”企图利用东学党起义军挑起和扩大战火的罪恶阴谋，特别是企图挑起中朝两国军事冲突的阴谋，终于遭到了失败。

其实日本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是从1872年开始的。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正为“征韩”争执不下。9月，日本留守内阁代理大藏卿西乡隆盛在征得外务卿副种岛臣和参议板垣退助的同意后，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化装成日本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此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参观来了”来回答。涉及政治问题时，就以“我们是商人，什么也不懂”来搪塞。尽管清政府对他们仍进行监视，但他们还是获得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在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此外，奉天省的地形、政治、军备、产业、交通、风俗习惯，以及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情况，都在搜集之列。在他们回国复命的报告中说：“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肯定土崩瓦解”，“这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好机会”。这说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其侵略矛头一开始便指向了中国。

1873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甲午战争侵占台湾时是海军大将）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侦察活动，由于当时清政府警戒甚严而没得手。福岛很快转为文职作为领事驻在福州。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日本名画家安田老山。于是福岛扮作画家的弟子，在安田的掩护下，潜入台湾，跋山涉水，实地勘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