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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过度饮酒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牛玉儒在酒桌上的豪情实际上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在牛玉儒去世后，一股学习牛玉儒的风潮开始在全国涌起。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此，笔者不得不大声疾呼：在学习牛玉儒的同时，别忘记了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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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怎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曾经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恰恰是“没有调查，但拥有发言权。”

诸葛亮自恃“能掐会算”，追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他总是不屑于调查研究工作。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兵出子午谷，被诸葛亮拒绝了，理由是害怕魏军在山中设伏。其实，山中有没有埋伏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派一小队“细作”先行出发，详细侦察敌情便可。由于诸葛亮平时就比较忽视情报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根本想不到要去侦察敌情。

假如经细作侦察，确定子午谷以北没有敌军把守，那么采用魏延的计策很可能就会大获全胜。而实际上，魏军的确没有设伏。当时司马懿被贬官，新任魏军统帅司马懋是个无谋之人，他怎能想到蜀军会从偏僻山中杀出？

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懋是个草包，但他还是不愿意冒险采纳魏延的计策，因为他担心在草包司马懋身边万一有高人该怎么办？实际上他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弄清楚。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没有情报工作的意识。

由于诸葛亮过于崇尚“运筹帷幄之中”，导致了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忽视，所以他的很多决策都“决败千里之外”，甚至决败于“十里之外”。荆州之失，在于诸葛亮没有调查清楚孙权的意图，想当然地认为主动出击可瓦解孙曹联盟，于是做出了错误决策。而街亭之败，看似是马谡之过，实则也与诸葛亮的情报联络工作的迟误有关，他对马谡阵型的掌握太晚，以至于来不及做补救措施。当然，整个北伐战争，则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表现。如果能对曹魏政权的实力进行客观调查，他就不会贸然发动北伐战争了。

中国历史上，不调查而乱决策的领导人很多，由此而造成的灾难也不少见。唐玄宗在位时，重用奸臣杨国忠，杨国忠两次征讨南诏，都被南诏人打得大败。但杨国忠深知，唐玄宗正沉溺于酒色之中，根本无暇调查核实战情，于是杨国忠便大胆编造谎言，说自己打了打胜仗，结果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封赏。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人悄悄扩充海军军力，日本皇后将自己的首饰捐献出来购买军舰，而中国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却在为修建颐和园而搜刮民脂民膏，清朝海军预算也被上面截留了不少。眼看着日本海军实力一天天超过了清朝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可与日本交战，应以斡旋、调节为主。慈禧太后却认为，中国虽打不过美英，但对付个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此时，翁同龢、光绪等人也力主一战。战争打响后，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在这期间，清政府上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是经过了调查而发言的，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空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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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密，怎能安全？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原投降曹魏的孟达欲起兵举事，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去攻打洛阳。而此时，也恰逢司马懿被魏主曹睿官复原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是个厉害的对手，孟达很有可能被他消灭。于是诸葛亮修书一封，让孟达派来的心腹回去提醒孟达，要他千万防备司马懿，并让孟达千万不要让同事者知道秘密，知则必败。

诸葛亮写给孟达的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件，最终没能送到孟达手中。因为送信人在路途上就被司马懿军队的前路哨兵抓获了。

由于孟达没能收到诸葛亮的警告，便糊里糊涂把自己要起兵的事情告诉了很多亲信，这些所谓的“亲信”实际上根本就心怀诡态。在司马懿率兵打来时，孟达的心腹李辅和孟达外甥邓贤献城投降。结果，孟达被杀，诸葛亮又失去了一次攻克魏都的机会。

《三国演义》的这段描写，与真正的史实有所出入。罗贯中之所以改写历史，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然而，即便事情都如《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诸葛亮仍然脱不了保密工作不严谨的责任。既然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件，就要防备信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应该继续派人前去提醒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