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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31—241　页。见本书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88—189、192—201　页。

③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59　页；马若孟：

《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④ 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

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　79—108

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　年》，《中国研究所集

刊》（香港中文大学）第　9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380—426　页。

１０　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１９　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

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

种关系。大约到　１８７０　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

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

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

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

并有助于收购生丝的集镇比人口减少的大城市恢复得更快。虽然努力改进手

工缫丝，以适应洋商的统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术改革来自大多在上海的

蒸汽缫丝机。缫丝机在　９０　年代末影响很大，此后超过了手工缫丝的生产。到

１９１１　年，缫丝机促成了农民专门从事蚕茧生产，也促成了一批新经纪人把蚕

茧迅速从农户运往工厂。

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

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　１９

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

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

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

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

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

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

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

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

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泽东——无一能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

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本世纪第三个　１０　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

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　３０　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

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

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

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

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

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

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

国受到世界——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