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页)

167—168　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288—293　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

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1977　年　7　月），第　350—366　页；和

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3　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　7—21　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　年第　1　期， 第　22—31　页。

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

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

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

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

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

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

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

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

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

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

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

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

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

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

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　２０　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

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

业化的珠江三角洲，１９　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

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①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　年》（198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