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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

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　１９１９　年两

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５　期，第　８３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　１９１７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

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

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

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

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

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

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

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

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

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

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　１９１９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

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

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

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

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

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　年）

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

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

（东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页

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

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

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

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召开立

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