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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

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

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

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

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

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

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

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

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

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

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　３０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7　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　8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58　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

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

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75　页。

① 原载于　1936　年　2　月　3　—　5　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

些。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

（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

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

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

在毛泽东于　３０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

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

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　１９４５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

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

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　１９３８　年以

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

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

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

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

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

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　１９３８　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

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　１９４５　年所说），①不仅

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

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