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1/4 页)

档氐拖峦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扩大化”云云，都是以后的说法。”

（引自《1957新湖南报人》第146页及第427页按语）

7月，民主同盟的唐荫荪以及钟叔河、朱纯（女）、李长恭、郑昌壬等5　人，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报小集团”；不久，又把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苏辛涛以及编委傅白芦蔡克诚、各报道部主任共20多人，打成“党内右派小集团”。37岁的谌震（饶珍之夫）被判处徒刑13年。

在长沙，1958年春节元宵之夜，唐荫荪、李长恭、张志浩等待“发配”的右派分子共进晚餐。也许意识到这是他们聚会的“最后的晚餐”罢。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受到何种处理？今后何去何从？有人估计发配农村（有的回老家）种田的可能性比较大，时间作三五年打算；唐荫荪则估计到劳改农场去的可能性最大，这便于专政部门监管。唐荫荪是理智又冷静的，他很沉痛地预言：“我们这一回都误入迷途了，今后的路是很艰难的，想要恢复工作，不太容易，说不定是一辈子的悲剧。”　李长恭坦率表示不在乎：“我光棍一人，任他五湖四海漂流。”　张志浩表示忧虑儿女幼小，负担重、困难多。4月中旬，召开处理右派的大会。宣布被划为“极右”，受到最严重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的，计有蔡克诚、柏原、傅白芦、钟叔河、郑昌壬、周艾从、朱正、张志浩、刘凤翔、易地、李长恭、萧湘共12人。除个别自谋生路以外，多数被押送到长沙劳动教养集训队。

4月28日下午，极右分子们背负着简单的行装，由人事科备车监送到长沙麻园湾劳教人员集训队（省公安厅临时主办）报到；湖南省直属机关送劳教的右派都在这里集合受训。“五一”节后，首批投入“劳教”的右派分子们，前往“新生”电机厂工地待命。6月，劳教分子约8千人，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调往株洲“新生”工程队，即湖南省第一劳改管教队，投入株洲铁路枢纽站的土石方工程。被关在铁丝网栅栏围成的营地里，哨兵日夜监视。清晨5时排队由武装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经常加班到夜间。不堪苦役者卧轨或撞车自杀。有少数仍留在“新生”电机厂工地。其中李长恭后来又被判刑12年，在劳改中被迫害致死。……报社编辑部此外还有16名右派分子归第2类处理，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每月都只发给生活费15元。下面例举一些右派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一） 朱正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所受处分，属于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的1970年被错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劳动教养；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递减4元。朱正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14元。扣除伙食费10元，所馀也就无几。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劳动改造。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朱正当劳改犯时，起初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1元5角，后来提高为2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来，“劳动教养”更是活受罪。

。。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2）

（二）谌震、饶珍夫妇

1957年夏，“鸣放”一开始，饶珍就提心吊胆，预感大祸临头。丈夫谌震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全不考虑后果。他是个闯祸的祖宗，一生就吃这个亏，全家也跟着他受了许多苦。果然，他在小组会上就“放炮”，说“肃反扩大化”太主观主义，是违反宪法。在今天来看，这话一点不错，谌震的出发点确是帮助党整风。然而在当时这话怎么能够说？谌震一年前还是肃反对象，新老帐一齐算，他能逃过这一关吗？妻子饶珍跟他吵过闹过，都枉然。谌震结婚已20年。1945年他因羊枣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一年多。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生，妹妹湛良也只16岁，流落异乡，简直陷于绝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两人都找到工作；后来由福州回长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都有朋友照顾。这回可不同了，谌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